有感于“政府欠薪”之實話

　　讀完“兩高”報告，有件事讓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牟新生不吐不快：自去年惡意欠薪“入刑”以來，依此判刑的很少，至今仍有近30%的農民工被欠薪。牟常委表示，惡意欠薪判刑少不怪法院，“法院不是不想判，而是因為很多農民工薪水就是政府欠的。”“最后政府一直賴賬，讓法院很難辦。”

　　這是大實話。敢為民生疾苦較真，足見代表、委員的良知。農民工苦，拿不到血汗錢苦上加苦。“打了一年工，一分錢都拿不到，怎么面對父母和子女，這個家，怎么回？！”“錯誤的行為不糾正，就是縱容犯錯！”牟常委等代表、委員的激情發言，讓我們看到了對農民兄弟的關切。

　　地方政府甘愿背負“老賴”罵名？這確實置司法于兩難境地。法院雖可依法判欠薪的政府敗訴，但卻很難讓地方政府或者其首長“入刑”。不要說入刑，就是想去執行都難。筆者曾向某市法院咨詢過一個案子，杭州蕭山一位老板在某市一個縣的政府工程款多年討不回來，至今縣領導都換了三任，也都口頭“認賬”，甚至省高院發督辦執行書，但該市中院院長面露難色：不是不想辦，若強制執行政府的臉掛不住，更為難的是每年“兩會”上吃不消各方的“質詢”壓力，被認為法院胳膊肘往外拐，把地方一塊財政挖走了……

　　司法的尷尬處境，很大程度上源于權力的不正常干涉，依法行政很多時候還停留在紙面上。正如報道中張慶偉代表問：“法院有時候想公正也公正不了。面對行政部門的強勢壓力，誰能抗過當地的政府啊？”只是法院這一“為難”，卻“難”住了許多急需得到法律支持的當事人，尤其貧困弱勢的農民工，他們視法律為“救命稻草”，視“天平”為公正象征，希望有關部門能挺身而出，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，能如數拿回被拖欠的工錢。

　　有老板曾問我：我若做老賴，法院一紙傳票，凍結賬戶和房產，還在媒體上曝光；可是“政府欠我錢不還，做老賴，那該怎么辦？”如今，很多生意人怕打官司，有的明知理在自己一邊，也怕贏不了官司，更怕跟政府部門打官司，正如報道中王東林委員所說，不到萬般無奈，老百姓是輕易不會拿起法律這個武器的，他們寧可相信找到領導，靠領導簽字來解決問題。這樣一種思路和做法，其實是在敗壞司法的公正和社會風氣。長此以往，怎么建設“法治國家”？

　　當“討薪仍是屢討屢欠”時，逼民工無奈只得一“跳”(樓)二“爬”(吊塔)三“拜”(祭海神)了。總不可能讓領導一次次“親自討薪”吧？讓一些犯了錯的地方政府部門站上被告席，這沒什么大不了的，及時替政府部門挽回形象，其實也是在給他們糾錯的機會，總比逼得農民工到處上訪，或者以各種另類的方式討薪驚動媒體公眾，以至于最后大家都顏面盡失要強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