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19日，“5·8”故宮被盜案在北京一審宣判。法院認為石柏魁盜竊罪成立，判處有期徒刑13年。但是，這一案件并不能就此畫上句號，且不說仍有3件展品未追回，僅就故宮安保而言，就令人擔憂。

　　由此不能不提到另一則新聞，1962年，臺北“故宮博物院”正式動工落戶，距今半個世紀過去了，當年從大陸運往臺灣的2972箱文物中，除了一頁紙和一包鹽之外，其他全部在冊。所謂的一包鹽，也不是丟失，而是由于年代久遠，鹽揮發了，只剩下了外包紙。這簡直是奇跡，特別聯系到身陷“十重門”的故宮。臺北“故宮博物院”經驗足以令故宮仰慕，其公開、透明和專業遠超故宮。以專業為例，去年，故宮工作人員在對國家一級文物宋代哥窯青釉葵瓣口盤，進行無損分析測試時，發生文物損壞事件，輿論嘩然，而在臺北“故宮博物院”，明確要求“移動文物不離院不離桌”。

　　還有一個案例是，去年11月14日，因涉嫌盜取臺北“故宮博物院”藏“國寶”級文物《龍藏經》、《永樂大典》的數字化檔案，并在未獲取授權的情況下，將其制作成“復刻版”（仿制品）轉賣，涉嫌收賄、詐領運費，復制《永樂大典》等圖檔近四千張，臺北地檢署以貪污等罪嫌起訴臺北“故宮博物院”文創營銷處助理研究員陳耀東和陳的研究助理葉麗珍。而故宮呢，盡管遭遇重重危機，不少負責人卻能全身而退。不專業、不透明，再加上缺少問責力度，這也許正是故宮頻現問題的癥結所在。

　　與外賊相比，更需防范的是家賊。去年，媒體披露，故宮圖書館善本書庫有100多冊古籍失蹤，舉報者稱，“這是一起嚴重的監守自盜的案件”。故宮有沒有或者有多少監守自盜者，需要詳細調查，無論結果如何，都必須達到最基本的共識，防外賊易，防家賊難，不防家賊，故宮文物就無保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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