突破法治原則的“赦免”許愿，弄不好反會強化官員的僥幸心理，甚至衍生出更多“合法腐敗”的漏洞來。

　　基于當前嚴峻的反腐形勢，“有條件赦免”企圖以一種有限妥協的方法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質進展，可謂用心良苦。不可否認，官員財產公開最大的阻力來自有貓膩的官員，通過免除部分官員的后顧之憂來分解這種阻力，不失為務實的“鴕鳥政策”。但是這種妥協的背后，在根本上容易傷害法治的公平性原則，法律對公權治理區別對待，給長遠的法治反腐帶來損害。

　　反腐究竟需不需要“鴕鳥政策”？這需要充分的國情判斷，也需要堅守法治的底線標準。如建議者所言，我國的“腐敗呆賬”比較嚴重，存量越來越大致使抵抗也越來越頑強。在這種背景下，對那些將全部賄賂匿名清退的貪官“網開一面”，看似能減輕他們對反腐敗的抵抗。問題是，如此良好的愿望似乎高估了腐敗官員的自覺性。暫且不談有多少官員會自覺清退，也不論“赦免”的具體可操作性；單從原因分析，造成今日反腐嚴峻形勢，根本上就是由于懲治偏軟，沒有確立起刑事執法的普遍性、嚴密性。在執法已存偏漏的情況下，再行“網開一面”的方案，豈不是“與虎謀皮”？

　　對權力缺乏常態化的法治監督，對腐敗案件查處的疏漏讓法治缺乏權威性和公信力。一旦容忍“赦免”，便會在社會上造成反腐底線的突破，甚至慫恿更多的官員為求“一時之需”而先行貪腐。這種突破法治原則的“赦免”許愿，弄不好反會強化官員的僥幸心理，甚至衍生出更多“合法腐敗”的漏洞來。

　　反腐的正途就是對癥下藥，重塑法治的權威。解決舊的腐敗存量也好，遏制新的腐敗增量也罷，關鍵是要回歸到法治軌道上，以嚴密無缺的刑事執法確立起腐敗與罪責的必然邏輯。或許在這種“伸手必被捉”的法治威力下，那些腐敗分子才會權衡利弊，生出幾分主動退贓的自覺性來。（傅達林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