浙江慈溪紀委常委楊智峰說，當前收入差距較大，我們會顧慮官員財產網上徹底公示后引起社會反彈，帶來不穩定。

　　官員財產公示，不缺共識和動力，卻何以步履蹣跚？莫非，當真如楊智峰所慮，“徹底公示，會致社會不穩”？

　　一項政策出臺前，充分預估風險、進行“壓力測試”，當然合理且必須。忌憚“官員財產公示，引發社會反彈”，也無可厚非：這個社會一貫單方面宣揚著官員的“奉獻精神”，而甚少提及其“薪酬標準”。有鑒于此，公眾便無法對公務員收入形成精準“預期”。一旦徹底公示官員財產，或許存在的“殷實財富”，似乎確有刺痛部分觀者脆弱小心臟的可能……但即便如此，“引發社會反彈”，也尚不足以成為拒絕公示的理由。

　　首先必須說明，“官員財產公示引發社會反彈”，終究只是個或然命題——不僅缺乏由因推果的必然聯系，且就算真的發生了，其范圍、影響是否不可接受，也不宜妄下定論；再者說，想象中的“社會反彈”，很大程度只是源于，民眾對“官員薪酬”存有誤解。若就此方面事先溝通、充分告知，又何懼有人羨慕嫉妒恨？事實上，財產公示制，不僅不會給一些官員的“合法高收入”帶來困擾，反倒是個使之正名、脫敏的過程。

　　說到底，楊智峰的擔憂，并非真正指向 “財產公示”本身，而是重申了“前期鋪墊”的重要性。比如，適時闡明公務員的薪酬體系，借由體制、規則的“去神秘化”，推動官員個人財富的透明化；淡化公務員職業的高尚色彩，將之正常化成 “用勞動換報酬”的普通工作，以博取民眾對其“職位薪金”的理解和認可……在推行官員財產公示之前，整個社會仍要做很多準備。此一進程需要時間，需要耐心，卻未必需要夸大風險、盲目悲觀的托辭。

　　“官員財產公示，會引發社會反彈”，一個極易被證偽的“理論”。盡管如此，它的提出仍不乏提醒價值，而因它而生的熱議、批駁，則更是為此議程累積了一攬子成熟的思考與智力。或許，圍繞官員財產公示，“試點”階段的踟躕不前，正需要以此類負責的公共討論發力推進。(四川 然玉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