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此無端消耗醫療資源，意味著一些更需要救治的患者，可能被剝奪了就診機會。

　　據報道，在長達兩年零七個月的日子里，楊貴軒一直守在躺在醫院病床上的“植物人”兒子的旁邊。即使醫院多次告知楊貴軒，其子已不需要住院，他仍舊和兒子“滯留”在醫院。為了讓他們撤離醫院，佛山市中醫院打了兩場官司，當地法院下達了“撤離令”。

　　應該說，這一對父子確實有一些值得同情的地方：兒子因打架成了“植物人”，加害方尚未提供賠償，父親又沒有足夠的經濟來源。在佛山，離開醫院后，這爺倆恐怕也無棲身之地。然而，這樣的結局，卻沒有理由讓醫院承擔后果。更何況這家醫院病患很多，如此無端消耗醫療資源，意味著一些更需要救治的患者，可能被剝奪就診機會。

　　這是一個令人痛楚的選擇，無論怎樣，都有被傷害的一方。可這樣的傷痛是如何造成的呢？

　　首先，我們缺乏基本的救濟體系。盡管這對父子自身存在很多不足，但他們畢竟是受害者。在賠償未到位前，卻沒有一個組織能給他們提供一點幫助；在他們的生活陷入困頓，難以為繼的時候，也沒有相應的托底制度，為他們帶來基本的生活支持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正是因為某些救助政策的缺失，才導致這位父親顯露出“光腳不怕穿鞋”的蠻橫。

　　其次，我們缺乏應有的病患分流體系。“植物人”在穩定期確實不需要醫療干預，但對護理的需求依然較高。在一個分級診療完善的國家，這樣的病患會選擇讓其進入最基層的醫療機構，為其提供基本的醫護管理，或者護理指導。雖然這樣也有花費，但相對在綜合醫院占床，不僅費用會低廉很多，也不會占據太多公共醫療資源。

　　此外，醫院自身的利益受到危害后，也缺乏制度上的幫扶。在有的發達國家，患者在入院治療期間都不用結算費用，賬單都是在患者出院后寄到家里。如果患者不能按時支付，不但信用記錄馬上會被抹黑，還會對其之后的就診，帶來極大麻煩。而我們對于拖欠醫療費用，卻缺乏追責體系，這無疑助長了此類事情的發生。

　　面對法院下達的“撤離令”，病患的父親宣稱可能離院而去。這其實又是給現實的制度提了一個問題：父親若真離開了，那這個“植物人”該怎么辦？難道要在這家醫院繼續滯留下去？面對一個根本不可能再承擔任何費用的病人，除了醫院獨自承受損失，真的就沒有別的解決之道嗎？（鄭山海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