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于這次的訴訟，徐為非常樂觀：“勝訴了之后，我就和小甘好好過日子。”然而，律師楊衛華卻表示形勢嚴峻。

　　在上海莘莊鎮青春村金家塘鐵路邊的某處，兩道鐵門和一堵高墻將里外隔離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
　　這里有個聽起來充滿希望的名字：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復院。但是，院內的病人在幾年甚至幾十年如一日的重復“康復”中，大多都已青春不再。

　　今年48歲的徐為（化名），在這里已經待了十余年。其間，自認為無需再住院的他，曾嘗試過以各種手段離開，但均以失敗告終。

　　網絡上，曾有一個未經證實、題為《你能證明自己沒有精神病嗎？》的故事非常流行。其中，主人公美國《探路者》雜志記者格雷·貝爾在采訪完成功“逃出”精神病院的正常人后感慨：在一個不正常的環境里，一個正常人想證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難的，也許只有不試圖去證明的人，才稱得上是一個正常的人。

　　現實中，徐為，一個曾被鑒定為“患有精神分裂癥，屬于殘留期”的精神病患者想要重獲自由更是難上加難。他最終選擇在2013年5月6日，《精神衛生法》正式實施的第六天，以侵犯人身自由權為由，將所在康復院和作為監護人的大哥告上法庭。

　　在給法院的信中，徐為這樣寫道：“我相信法律最后能讓我堂堂正正地走出醫院，希望法院讓我有機會到神圣的法庭上表達我對自由的渴望，有機會回歸社會上，去重新建立我的生活。”

　　7個多月后，上海閔行區法院通知其立案成功。這也成為全國第一起依據《精神衛生法》起訴的個案。

　　徐為的代理人、北京盈科（上海）律師事務所的楊衛華律師表示：“這個人很簡單，被關了十幾年，希望法庭給他一個說理的機會，讓大家聽一聽幽禁了十幾年的心靈對自由的渴望。自由對我們來說沒什么，對他來說太寶貴了。”

　　入院

　　3月11日上午10點剛過，徐為已守在康復院的大門口等待記者的到來。一個跟他年紀相仿的女人站在他的身邊，牢牢地挽著他的手臂。她就是小甘，徐為在住院期間結交的女友。

　　采訪是在大門旁邊的一個房間里進行。一張殘破的單人沙發、一張大長桌，以及一把長板凳，就構成了所謂的“會客室”。

　　徐為招呼記者坐在沙發上，自己則搬來板凳相對而坐。小甘隨后坐在徐為的身旁，仍然緊緊挽著他的手臂。

　　小甘說，她哥哥隨時都可能來接自己出院，“但他出不去，我也不走”，兩人相視一笑，他們早已約定要一起走出這座“無形的牢籠”。

　　“我很小的時候父母就離了婚，家里四個兄弟跟父親和繼母一起生活。家里的經濟條件算不上太好。到了1989年，正巧趕上當時的出國潮，我也就去了澳大利亞。說是去讀語言，但說實在的，我不太在行，就在那里打工。”徐為將自己前半生的經歷娓娓道來。

　　但是，他的人生就此發生了決定性的轉變。

　　在澳期間，徐為迷戀上了賭博。賭輸沒錢的時候，他就去慈善機構接受救濟。他睡過圖書館，也睡過公園。

　　時間一天天過去，徐為終于挨到了可以辦理永久居留證的日子。

　　“申請居留證前，要先經過體檢。當時，我就跟醫院說了，我現在沒錢，住在慈善機構里面，檢查身體的錢以后再付。他們叫我去看看精神科醫生，或許他們認為住在慈善機構里的人都是有病的。”徐為回憶道，“后來，我問朋友借了錢交了體檢費。但去拿報告的時候，我等了好幾個小時都沒有拿到。于是，我當場發了脾氣。”

　　結果，居留證被拒。徐為說，當時他想找律師幫自己申訴，但沒有找到。一怒之下，他便跑到移民局，要求把自己遣送回國。“我在移民局的拘留所里，過滿35天的申訴期，以非法居留理由被送回中國。”

　　2000年10月，34歲的徐為被送回廣州。當時，身無分文的他打電話給大哥徐興（化名），讓其在深圳的朋友送來點錢，這才買了車票回到上海。

　　但徐為對澳大利亞移民局始終耿耿于懷。為此，在最初一段時間，他到上海外事部門、出入境管理處、澳大利亞領事館等機構四處維權，甚至問父親要錢跑到北京的大使館申訴。按照他的說法，光每個月給澳大利亞那邊打的國際長途電話費就高達好幾千元。

　　“我爸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我哥，他們就說我發精神病了。”徐為說，2001年他第一次被送到了普陀區精神衛生中心。“當時，我就把懷疑有人跟蹤我的事情告訴了醫生，他們認為我有病，讓我住院了，還強迫我打針。我不愿意，被許多人圍著打了一頓。”

　　一年之后，普陀區精神衛生中心的醫生讓徐為出院了。徐為猜測：“可能是看我一切都挺正常的，也可能是因為沒付醫藥費。”由于父親不認路沒來接，徐為借了錢坐公交車回了家。

　　回家后，徐為找到過一份工作，在一個沙特人手下干活，名義上的翻譯和副廠長。不過，徐為很快就辭職了，理由是“整天沒事干，工資又很低”。為此，他和父親吵了起來，父親堅持認為這份工作不錯，爭吵中，徐為伸手推了父親，指甲劃傷了父親。